新型研发机构虽然被称为“四不像”，但仍“闯入”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之中，并被寄予厚望，但它在我国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近年来，广东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张光宇、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刘贻新等人所带领的团队试图厘清这一“四不像”机构的“主责主业”是什么以及如何持续发挥应有作用。近日，该团队的新书《新型研发机构研究——学理分析与治理体系》出版面世。
在刘贻新看来，新型研发机构并不是“误入者”，而是科研院校、企业及社会资本的“黏合剂”，核心作用是打通创新链，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难题。
成立于1996年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深清院）是业内公认的我国首家新型研发机构。该研究院采取市校共建、企业化运作模式，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具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导向。
深清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面对这一问题，深清院提出了“四不像”理论进行解释——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内容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
此后，新型研发机构开始在各地“自由生长”。2019年，科技部发布《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义、功能定位、基本条件、管理评价等予以规范。
截至2020年4月，我国各类新型研发机构规模总量达2069家，45.9%的机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50%，总收入之和达1771.75亿元，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该团队将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特征概括为“八化”，即职能定位的聚焦化、功能作用的一体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机构性质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市场需求的产业化、创新服务的社会化和开放合作的国际化。
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为例，刘贻新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校其中两方或三方采取“共同投入”模式组建，这种做法可有效推动政企分开和政产学研资协同合作，有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和建立现代化科研院所制度，促进各种创新资源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创新的整体绩效。
高校院所作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但如何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释放潜能，是我国新旧动能转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刘贻新表示，传统科研院校往往尚未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产权制度体系，缺乏对创新价值的认识，存在供给效率低、强制搭便车及寻租等问题，加之研究与市场分离、组织结构老化、成果转化平台缺乏等，传统科研院所难以满足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需求，难以弥补创新价值链中缺失的环节。
相比之下，新型研发机构则更具优势。该团队认为，新型研发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技术研发、技术转移、技术服务、项目孵化、人才培育等一体化服务，支撑引领现代产业发展，通过打通创新链，有效破解科技与市场“两张皮”问题。
而在国家层面出台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之前，地方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各具特色。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工程师黄燕飞等人总结了四种模式，分别是认定制、备案制、登记制和预备制。各地多采用认定制，由各地科技主管部门对符合认定条件的机构给予资金奖补、税收优惠、人才激励、项目申报等专项政策，支持和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刘贻新提出，由于新型研发机构在组建模式和法人性质上的独特性，有必要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在更高层次上制定统一的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分类指导和规范，制定明确的认定政策。
鉴于科学技术创新支撑体系经济与科技“两张皮”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现象亟待改变、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有待纵深发展，张光宇表示，应该将新型研发机构看成探索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治理体系的“特区”以及深化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张光宇认为，未来国家创新体系应是“三驾马车并行、一个共振场支持”的构成体系（或称“3+1”创新体系），即科研院校、企业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承载创新的三大核心主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三大创新主体提供创新环境和创新土壤。
刘贻新解释道，高校院所聚焦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企业研发机构聚焦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沟通以上两大创新主体的桥梁，以产学研结合为核心，加速推进技术的产业化；而“双创”是三大创新主体的共振场，以众创空间、前孵化器为抓手，形成创新人才辈出、创新成果无穷的创新氛围。
不过，刘贻新也强调，就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需要针对阻碍发展的因素，从国家、产业及机构三个维度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层面，要完善顶层设计，加大扶持力度，搭建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体系；在产业层面，要围绕产业需求规划核心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模式，拓展创新成果转化渠道；在机构层面，要打造去行政化、非营利的企业化运作模式，企业孵化体系朝着高端化发展，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刘贻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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